自律神經失調會造成的各種問題，尤其現代人工作家庭壓力大
容易有以下狀況：
廣泛性焦慮癥，憂鬱癥，抑鬱癥，恐慌癥，強迫癥，躁鬱癥，腸躁癥，膀胱過動癥
並伴隨頭痛，眩暈，失眠，臆球癥(喉嚨一直感覺有異物)，胃食道逆流，耳鳴，睡覺一直醒，胸悶，胸痛，心悸恐慌，吸不到氣，易喘，胃脹胃痛，腸躁癥，頻尿，陽痿早洩，頭麻手麻腳麻，血壓高。
在相關門診中，尤其像是業務、設計、工程、教師、作業員等類型的職業，自律神經失調的狀況最為明顯
對於有慢性疼痛的人來說，若沒有重視自律神經失調，其嚴重性更是不言可喻。
自律神經失調可能危害機體的消化系統，造成脾胃不調，引發消化系統疾病。
有研究顯示，胃和小腸在晚上會產生一種對消化道粘膜有修復用處的化學物品tff2蛋白質，假如自律神經失調導致睡眠不足，就會危害這種物品的產生，從而大增胃炎、胃、十二指腸潰瘍、潰瘍性結腸炎等疾病的發作率。
偏頭痛:長期失眠引發偏頭痛的原因可能與顱內小動脈和毛細血管收縮致使腦部皮質缺血有關，這部分自律神經失調的患者除了出現睡眠障礙外，還會在晚上睡眠期間反復出現頭痛癥狀。
慢性疲勞綜合癥:本病在臨床上很多見，特別是女性失眠患者，她們常訴說自己疲憊乏力，即使臥床休息也不能緩衝疲憊部分病者還具有低熱、畏寒、頭浦、咽喉浦、心煩、急躁等不舒適癥狀。
此外，長期自律神經失調還可引發中老年人腦病、女性更年期綜合癥以及糖尿病等嚴重害人體健康的疾病。
所以專家強烈建議大家，千萬不要忽視自律神經失調的癥狀，大家應謹慎對待並應及時採取治療措施。
底下是自律神經失調所引起的癥狀，如果符合下列5點以上，可立即前往診所掛號尋求解決途徑
自律神經失調門診中最常觀察到的癥狀如下：
對睡眠品質不滿意
．上床後翻來覆去睡不著，往往需要躺30分鐘甚至更久才能入睡;
．夜裡醒來好幾次，多在2次以上，醒來之後很難再入睡;
．早上醒得早，比正常起床時間早醒30分鐘以上;
．總睡眠時間不足6.5小時;
．睡眠品質下降，醒來仍然感到困倦，感覺體力沒有恢復。
白天正常活動受到影響
．白天精神狀態不佳，感到困倦、疲勞，想睡覺;
．工作和學習時，難以集中精力，犯錯次數增加，記憶力下降;
．情緒上，感到緊張、不安、出現情緒低落或容易煩躁、發怒;
．社交、家務、職業或學習受影響等。
而自律神經失調治療真的不難！讓您減少甚至停用安眠藥與抗憂鬱西藥…恢復該有的身心平衡。
廣和中醫診所與廣仁堂中醫診所運用傳統中藥來調理過度緊繃、亢奮的情緒，依據中醫藥的學理來調理體質；多管其下，改變您的體質，調理平衡
不是單純以藥物來壓制癥狀；經過一系列的療程，很多患者就慢慢減少甚至停止安眠藥、抗憂鬱藥物等西藥的長期依賴，回歸到身體原始的平衡統合狀態，這就是身體原始自然和諧的狀態。
透過我們診治改善自律神經失調的患者都可以漸漸找回正常的生活品質，使用正確的方式將幫助您擺脫失眠的痛苦!
底下為診所相關門診資訊圖片
| SSll15CEFDE5廣和中醫診所 |
江蘇|陳同生 （點擊綠色圖標聽張建國深情講述） 現在我已經記不清了，究竟是在哪一年哪一天，董爾同夫婦從他們的工作地大慶市回豐省親的時候，特地邀請我夫妻倆個去他的老家南團新村作客。 爾同是我上世紀七十年代插隊南團人民公社，在新村小學“戴帽子”初二年級，做“民辦代課教師”時的學生。恢復高考后不久的1981年，爾同竟然以超出北大20分的成績被北師大歷史系錄取。 在我們與爾同夫婦見面的時候，爾同繪聲繪色的向他的愛人任萍描述我當年給同學們上課時的情形，逗得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開懷大笑起來。 爾同是北師大畢業的高才生，學有所成，令我妻子嘖嘖稱贊。可是，“陳老師是啥學歷啊？是哪個學校畢業的呢？”任萍隨便問道。 她的發問讓我汗顏，難于啟齒。說出來讓人哂笑，充其量我只是個“五大生”之流的“半吊子”，真是“馬尾串豆腐，提不出來。” 2018年8月，董爾同（左）與陳同生（右）在哈爾濱某咖啡店。 1 我是怎樣成為一名“五大生”的呢？ 就像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樣，“人生的命運是在交錯中進行”。就在當年爾同去北師大讀書的時候，我正在鹽城師范學院進修呢。就是這短暫的學習機會也是十分難得的。 1977年5月，陳同生（左）與同事董繼奎（右）在大豐縣南團人民公社新村小學合影。 1978年年國慶節后，我就不再去南團小學上班了，在家專心致志復習功課準備參加高考。雖然我離開了代課教師的工作崗位，年底，公社文委吳立鰲還是專程派人送來三個月近一百元的工資，至今我都心存感激。 兩個月后，隨著“知青”大返城的風潮，我也回到大豐縣城，被“縣知青辦公室”分配到大豐縣五交化公司。 經過公司財務股、人秘股、經理室的聯合考試，我有幸被選中送去參加縣革委會“財貿辦公室”組織的為期近一年的商業會計培訓，回來后就進了公司財務科，做了一名商業會計。在當時這可是一份令人羨慕的工作。 一轉眼到了80年的春天，由于公司經營業務量的急劇上升，我與其他會計一樣忙的不可開交，幾乎天天加班，正當我整日間埋頭工作，忙于敲算盤的時候。 一天上午，在縣水利局財務科工作的同學吳淮平打電話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 “江蘇省委組織部將由鹽城行署出面，在全地區國營企業單位35周歲以下的全民職工中，選拔政治素質好文化好的優秀青年，招收80個文字工作干部，并在鹽城師范學院中文系舉辦培訓班，學員帶薪學習，學雜費全部由原單位報銷，學習期滿后學員全部轉為國家干部身份，分配至各級黨政機關擔任秘書或宣傳委員。” 吳淮平說，“這個消息對外是不公開的，只傳達至縣、局級機關，你們公司領導可能還不清楚。你現在趕快到我這里來看文件。” 這個消息對于不安心會計工作、一心想學習的我十分振奮。擱下電話，我便騎車去水利局。 “文革”中吳淮平的父親被打成“大叛徒”，全家下放農村。他在鄉下做了幾年木匠，走村串戶，十分精干老練。他與我一樣剛剛從鄉下回城，分到了縣水利局，并參加了揚州水利學校為期一年的會計學習。 他看到我來了，就叫局辦公室收發兼打字員任芳把省委文件拿出來給我看，省委組織部的“紅頭文件”赫然在目，令人怦然心跳。 吳淮平在一旁說：“會計有什么做頭？我們一起去報考吧，做干部去。” “可是，我單位領導不一定知道這個事，我怎么向領導申請呢？”我猶豫地說。 停了會兒，我說：“這份文件借我給公司領導看一下，再還你。”任芳搖了搖頭說：“這是機密文件，怎么能借給你？弄丟了，是要處分的。” 吳淮平見狀，拍著胸脯，大大咧咧地說：“同生寫張借條，我擔保。”任芳躊躇了半天，終于卻不過情面而同意將文件借給我，在我臨出門時，他追在我后面再三叮囑注意文件安全。 回到公司后，我將文件鎖進了辦公桌抽屜內，過一會兒又拿出來細細的看，思想著如何找個機會拿給領導看。可是，看到領導們進進出出的都很忙的，便打消了念頭，心想，第二天再說吧。 1979年7月，陳同生時在大豐五交化公司財務科任商品會計 次日一早我就來到了公司，吳淮平也來了。他推開我辦公室的門，急切地問我：“文件給領導看了嗎?你如果再不去縣人事局報名，報名的時間就要截止了。”正在這時，恰巧公司黨支部分管政工與人事工作的陳書記來了。 陳書記是個50多歲的女同志，是抗戰時期參加工作的老干部。吳淮平便熱情的向她問候，并催促我趕快把文件拿給她看，告訴她省委組織部在鹽城招干的消息。陳書記看到文件嚇了一跳，驚問：“這份省委組織部的文件是哪里來的？”當曉得是從水利局拿來的后她才松了口氣。 陳書記戴上老花眼鏡把文件仔細地看了一下，好半天沉吟不語。吳淮平拿上文件便匆匆忙忙回局里去了。吳淮平后來在大豐人民法院工作，庭長退休。此是后話。 看到陳書記的態度很曖昧，我便來到了公司一把手王書記，同時也是公司正職經理的辦公室，笑嘻嘻地看著王書記不講話。王書記也是抗戰時期入伍的，是個耿直的老軍人。 他看到我磨磨蹭蹭地樣子，像父親一樣非常慈祥的望著我說：“同生，你可有事情找我？說吧。” 當我吞吞吐吐地向他表示，自己想報考鹽師干部培訓班的愿望時，他滿面的笑容頓時凝固了，他老人家漲紅了臉，好半天才蹦出一句話，他氣得大吼一聲：“陳同生，我們對你不錯了！你還想干什么？”他的吼叫，嚇我一大跳，我狼狽地逃回了自己的辦公室，不敢吱聲。 只見他氣急敗壞地跑到陳書記和人秘股高股長的辦公室門口，向她們招手，要求她倆去他辦公室里談話。他們“呯”地一聲關上了辦公室的門，在里面嘰嘰咕咕好半天不出來。我想，領導們一定是在談我的事情。怎么辦呢？我心里一點主意也沒有。 大約過了個把小時以后，陳書記、高股長倆個老干部一前一后從王書記辦公室出來了，她們都不約而同而又意味深長地朝坐在對面財務室里的我看了一眼。 我想，壞了，惹禍了。 這可怎么好呢?后來的幾天里，在我不屈不撓的多次請求下，大概又過了一個多星期，公司黨支部非常慎重地專門為我開了一次會辦會，經過一番討論，領導們終于一致同意我去報考鹽師干訓班。此事在公司上下弄得滿城風雨，人人皆知，議論紛紛。 一天下午，我正端坐在辦公桌后敲算盤的時候，陳書記領著一個中年女子來到我面前說：“小陳，這是謝會計，跟著你后面學學。” 這時，我又嚇了一跳。心想，壞了，萬一我考不上，會計崗位也丟了。問題可大了！ 接著，縣人事局組織全縣400多個考生進行了預考，然后篩選了25人，包了一輛公共汽車，一路顛簸著去鹽師考試。 大豐的考生中，殷濟青的成績第一。當時他剛剛從縣蠶種場回城，被分到了縣氣象站工作。幾年后，他再次去河北農大進修，后來擔任縣開發區、計劃經濟委員會主任等職。 我得了第二名。大豐的考生也就只被鹽師錄取了我們兩個。在大豐縣直企事業單位引起了轟動，五金公司給我支付了一千多元的學雜費，還有工資和補助。 由于鹽師發的文憑是“肄業證書”，很不“硬掙”，三年后，我又打報告申請報考大豐廣播電視大學，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五大生”。 2 大豐的“五大生”大體情況又是咋樣的呢？ 所謂的“五大生”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群體？對此，現在的互聯網上是這樣定義的： 1979年9月8日以后，按國家規定的審批程序，經省政府和國務院有關部委批準，由國家教委（原教育部）備案或審定的廣播電視大學，職工大學，職工業余大學，高等學校舉辦的函授大學和夜大學（分別簡稱為電大、職大、函大、夜大）的畢業生，后來“自學考試”也加入這一行列。 “五大生”是特殊時期的產物。 經過40年的發展，“五大”組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成人教育體系，尤其是廣播電視大學已成為我國公共教育事業的重要資源，成為高等教育和繼續教育體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各類畢業生逾千萬人，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五大生”是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的現象，是時代使然。 事實上，那幾年，省內外許多高校已經向在職的企業職工和機關干部敞開了大門，舉辦了各種各樣名目繁多、期限不一的培訓班。 就在我去鹽師進修之前，鹽城工學院、農業學校，分別辦了為期一年半至兩年的工業和農業管理班，上海機械學院，揚州師范學院，省委黨校、團校（文化干校），中央黨校、團校也面向基層辦班。大豐的許多同志紛紛報考入學，學成歸來后都成為了單位重要崗位的骨干和負責人。 前兩批先后入學工專的有后來成為鹽城市發改委副主任的王錦成、陳東俊，大豐人大副主任夏繼永，體改委主任季希全，質量監督局副局長徐海杰，中日合資東方服裝公司總經理黃翠萍。農校的有縣民政局、海洋局黨委書記趙錦國和李國華等。如果從嚴格意義上講，他們無疑也屬于“五大生”范疇。 1977年底我國恢復“高考”后，當年招生僅27萬人，后來連續幾年的招生每年也未能突破30萬人。對于“文革”十年積壓的數千萬人才而言，在一段較長的時間里，“高考”成了千軍萬馬蜂擁而至的“獨木橋”。 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上大學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然而建設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必須首先實現人才的年輕化、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 可是，全日制高校畢業的大學生是不可能分到縣級以下企事業單位的，大學生是個稀缺資源。僅僅憑借當時國家的大中專院校的力量，培養“四化人才”是不能勝任的，也是不可能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的。 數千萬剛剛從廣闊天地回城的知青，從軍營退伍回來的士兵，工廠企業的員工，這些被耽擱了十多年的青年人，對學習文化知識真是“頭削了尖了，往里鉆。”對文化知識的渴求簡直到了瘋狂的地步，還要讓他們等到猴年馬月呢？ 于是，急用先學，各種各樣的復習班、培訓班猶如雨后春筍到處出現，遍地開花，尤其是大豐中學、南陽中學、新豐中學等幾所重點學校和縣總工會的夜校里人滿為患，每天的夜晚燈火通明，幾乎每間教室都在上課，教室里座無虛席，甚至連窗臺上、過道里都坐滿了人。 大豐廣播電視大學 老師們白天要為在校的學生上課和輔導，晚上，下班后，飯碗一丟，又要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來到教室，再為過去許多年未曾謀過面的老學生上課。常常下了課了，夜深了，有些學生還久久不肯離去，仍然圍著老師，或者追到老師家中，尋問一些疑難問題。他們都不厭其煩地予以解答。 那時的教師上課是不計報酬的，他們完全是出于責任和良心，為了現代化建設，為中華民族的騰飛，他們雖然異常辛苦，但沒有人提一個“錢”字，師生們教學相長，親密無間，情同手足，猶如父子，一個目標：學習，學習，再學習。 1981年，《山西青年》雜志社首先看到了這個巨大的“商機”，他們不失時機的推出了全國第一所“刊授大學”。以全日制大學中文系教材為教學內容，設有漢語言文學等專業。 我的高中同學陳秀芳寫信并匯了20多元去雜志社，就立即收到了“學生證”和一些課本及相關輔導材料。不久，她考取了泰州衛校為在職員工而設的中醫進修班，經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學習實踐，成了一位名中醫。 當時在《山西青年》“刊授大學”登記注冊的學生竟然有51萬人，但事實上堅持下來的人寥寥無幾。 1980年秋，在大豐縣原汽車油嘴油泵廠的地址上，大豐廣播電視大學正式成立，當時只辦了一個機械班，首屆學生20多人，學生大都來自縣屬工廠企業的青工。后來逐年不斷擴大招生規模和專業設置，最多時有十幾個專業，在校學生數百人。 記得那一屆比較出眾的學員有韋新、徐向龍、李文等人。韋新后來成為縣飛輪總廠的廠長、市分管工業的副市長、政協主席；徐向龍成為蜚聲中外的“冷擠壓”生產工藝專家；李文成為縣無線電廠生產廠長，西團鎮工業辦公室主任，民營企業家。 在進學校培訓的同時，許多因為工作和家庭等多種因素脫不開身的人選擇了“自修大學”。 鹽城工專培訓回來的縣工具廠的夏繼永、醫藥公司的施永平等選了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經濟管理專業進行自學，比較難的“高等數學”這門功課，夏繼永考了69分，施永平竟考了86分。 夏繼永當時是車間主任，每天要和工人一起“三班倒”，為產品出口創匯而辛勞。施永平是縣醫藥公司門市部的柜臺組長，工作也是十分繁忙的。但他們都克服了困難，長期堅持不懈，取得了好成績，如期拿到了畢業證書。 縣法院書記員陳浩鋒選了南京大學的法學專業自學，也如期取得了畢業證書，后來擔任縣法院的民事庭、行政庭庭長，專職審判委員多年，經常在國家級的法律期刊上發表文章，成為“鹽城市十大優秀法官”。 還有縣委組織部的丁樹林，政府辦的夏寅等一批機關工作人員，在拿到南京大學自修的文憑時，縣政府分管文教工作的丁市長、縣教育局徐局長專門為他們舉辦了畢業典禮，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但更多的人則在單位領導的支持下，去電大、黨校脫產或半脫產學習。 退伍軍人陳豐電大畢業后，逐步鍛煉成為“江蘇魚躍集團”的專職講師，長年累月走遍大江南北；中國銀行辦公室主任丁振宏成為知名的文史專家，研究大豐鹽墾史，成績斐然。 早在1964年就下放來的無錫知青朱蘊忠雖然僅有初中文化，但參加江蘇師范學院日語專業函授學習，后來成了大豐縣外貿公司的翻譯，正常開展對日外貿業務。這些活躍在各條戰線上的成功人士，還有許多許多，耳熟能詳，不勝枚舉。 80年代是一個百廢俱興、百端待舉、奮發向上的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祖國大地，經濟的飛速發展，使各行各業對各種各樣人才的需求迫不及待，與日俱增，迫使企業不得不對職工隊伍的素質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培養工業生產技術、商業服務和各類管理人才，提高職工全員素質，整頓企業，實行現代化、規范化、標準化生產經營和管理，已經成為政府部門和企業領導層的共識。 幾乎每個工廠企業，商業、物資公司都成立了職工教育培訓機構，明確了專職的工作人員和教師，師資力量不夠的單位都紛紛從外面聘請兼職教師，制定了長遠的教育規劃，逐步分期實施。 比如，縣商業局、供銷社都成立了相當規模的商業職工學校，縣飛輪廠、淮南一廠、二廠（紡織廠）都有專門的職工學校，定期輪訓員工。金融、衛生、醫藥、城建等特殊行業則由行業上級主管部門組織送培。 我的連襟范揚是鹽城金融系統金融管理班畢業的，后任響水縣、鹽都縣、大豐縣工商銀行行長，縣開發區副主任。其妻子楊淑華是二廠工人，考入鹽城紡織工業職工大學，后任縣紡工局局長助理、政府辦副主任、老干部局副局長等職。 小姨子楊毓華蘇州城建職工學院給排水專業畢業，后在大豐自來水公司負責自來水管道設計和預決算工作。小連襟李純潔現任縣政府信息中心辦公室主任，他是大豐電大會計班畢業的。 可以說，我們這個家族是個“五大生”家族。綜上所述，這些成人教育培訓工作，在較大程度上緩解了了企業對人才的需求。 這些通過培訓結業或畢業的人可能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有些可能還不屬于“五大生”范疇，但是，他們應該與“五大生”是叔伯昆仲。不管怎樣，他們肩負了時代的重任，既實現了人生自己的價值，又為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大豐電大85屆文秘班部分學員合影 3 我成為了一名支鄉的“五大生”。 不管參加何種學校培訓的企業職工和機關干部，他們絕大多數人畢業后都回到了原來的單位，在各自的崗位上默默無聞地工作，發出了自己的光和熱。 但也有少數人跳出了原來的單位或者行業，深入到偏遠的鄉鎮和企業、沿海灘涂，艱苦創業，開創了一片新的天地，拓展了新的人生。 1985年前后，為改變基層鄉鎮干部年齡老化、文化程度偏低的狀況，大豐縣委、縣政府有計劃地選拔了一批經過培訓，年齡大多在30歲左右的年輕干部，到鄉鎮擔任鄉、鎮長助理。 我熟悉的人當中有王永和、朱建明、王豐等人，他們分別去了萬盈鄉、潘丿鄉、白駒鎮。幾年后，王永和任森威集團副總，朱建明任縣安全局局長，王豐任紡工局科長。 鄉鎮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蘇北地區鄉鎮工業的發展，面臨著人才、資金、技術與管理的問題。一些偏遠的鄉鎮中學還緊缺合格的教師，鄉鎮的工商、稅務、環保、建設、土管等部門缺少工作人員。 為改變這一現狀，加強“三農”工作，1988年5月，鹽城市政府人事局出臺了關于鼓勵“五大生”去鄉鎮和沿海地區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凡是自愿去基層工作的“五大生”都一律錄用為“國家干部”，去鄉鎮企業服務的年限必須滿6年，去沿海“支灘”的可以縮短一年時間，服務期滿后才能調回縣城。 后來江蘇省委、省政府推行的“大學生村官”制度，則是當年這個政策措施的濫觴，是新時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形勢的必然要求。新的人才使用鼓勵政策出臺后，許多“五大生”積極響應黨委與政府的號召，丟下城里安穩的工作，告別妻兒父老，奔赴基層。 當時，大豐恰逢投資逾億元，當年在鹽城地區手屈一指的大豐化纖廠項目正在王港灘涂開工建設，急需各類專門人才。 為此，鹽城市人事局在全市范圍內組織宣傳，一下子動員了鹽都、建湖、阜寧、濱海、響水、射陽等縣的44名“五大生”來到荒無人煙的灘涂上，投入到緊張的建設之中去，他們隨即成為各車間及科室等部門的骨干，與數百名工人到儀征化纖、金山石化等國家級化纖生產基地學習培訓，為項目的如期建成投產奠定了基礎。 就在此時此刻，我來到了裕華鎮工業管理辦公室，在鎮黨委書記黃裕康、工業副鎮長李國華等領導的帶領下，投入了裕華合成纖維廠等項目的建設之中。 通過年把多時間的實地鍛煉，從一個對現代工業一無所知的“門外漢”，學到了許多工業管理的基本知識，極大地彌補了我的知識結構的缺陷，使我的思想得到極大的升華，也豐富了我的人生，為后來的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那么，我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來到裕華鎮的呢？這里有一個十分曲折的過程。 1981年底，我和殷濟青倆人在鹽師學習回豐后未能如愿轉為“國家干部”。原因是鹽城人事局把江蘇省委組織部、省政府人事局為我們80個學員轉干的指標“挪用”了。 “文革”時期，鹽城行署有許多從工礦企業和農村來的人員，他們以“以工代干”的身份進入政府機關工作。“文革”結束后，這部份人的年齡也老大不小了。 可是，這部分人員仍然滯留在干部崗位上。他們的“去留”問題委實令人撓頭。省里一下子給鹽城“80個轉干指標”，這是“戴帽子”下來，明確給“文字工作干部培訓班”的學員的。 但是，一些領導們“眼紅”了，他們認為，文訓班的學員年齡尚輕，以后有的是機會“轉干”，趕急的來，先把行署“以工代干”的這部人的問題解決了。 消息傳到鹽師，引起軒然大波，學員們義憤填膺，予以“罷課”抗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胳膊哪能扭得過大腿？學習結束后，領導擔心學員“鬧事”，連畢業儀式都沒有敢搞，就遣散了大家。 我和殷濟青兩人灰溜溜地回來了。由于身份沒有轉變，進不了縣機關大院，只好回原單位。我拿著縣人事局的介紹信回到了縣商業局人事股。 王股長知道我五交化公司是回不去了，考慮了一下便親切地說，“這樣吧，醫藥公司人秘股長年紀大了，你先去做個文書，準備接班吧。” 七八十年代大豐縣城中心 就這樣我便把自己的人事關系轉到了縣醫藥公司，安安心心做起了文書。不料兩個多月后的一天，縣人事局人事調配股李股長打電話要我去一趟，50多歲的李股長是個忠厚長者。他說：“我們研究了一下，決定你到南陽人民公社去做黨委秘書，讓你轉干，培養你入黨，將來有機會再去黨校學習學習。” 我一心想進政府機關大院，可是，李股長他竟然要我去鄉下。要知道我是才從農村回來的，在鄉下燒個青菜都沒有油，鍋子都吃銹了。況且，南陽公社距離縣城4、50里路，電話也難通。 李股長看出我的心事，又親切地對我說：“公社干部嚴重老化，像你這樣有文化的年輕人公社急需，你趕快去！你回去認真考慮一下，給我一個答復。” 從李股長那出來，我很失落。大約一個月后，他又打電話叫我去。他對我說：“南陽遠了一點，我把你調整到五星人民公社。”我仍然沒有吱聲。一個月后，他老人家又把我叫去，“你到大興公社高書記那去吧。” 可是，我還是沒有表態。我很自負，我想，我才25歲，機關里干部大多數是個半老頭兒，以后有的是機會。我的表現令他非常失望，在他看來我真的是無藥可救了。從此，李股長再也不理我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的機會很快就來了。幾個月后，因為嚴肅黨的紀律，反對不正之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關相繼都成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接著，為了深入開展“經濟領域里的斗爭”，又成立了“經濟案件辦公室”，秘書朱永進不久被縣委書記彭正柱看中要走了。 在縣委副書記兼縣紀委書記蔣道立的親自過問下，82年7月31日，我被挑選去“經案辦”繼任秘書。 紀委辦公室蔡主任見到我來了，她非常高興地說：“哎呀，我們知道商業局不放你，已經拖了一個多月了，你還不來，蔣書記都發火了！”我說，“我是前天才接到通知的”。 我恍然大悟，原來單位領導在向我保密，根本就沒有告訴我。我立即投入了工作，集中精力系統地學習了中紀委、省和鹽城等各級紀委下發的文件材料，學習了黨中央書記胡耀邦的有關講話，并仔細翻閱了前任秘書朱永進留下來的檔案材料，使自己的思想盡快適應新的工作要求。 我很快就進入了“角色”，得到了領導和同志們的充分肯定。不久，“經案辦”進行人員定編。為此，縣委常委會先后召開了十余次會議，專門研究討論挑選工作人員，每次會議研究決定的人員名單都有很大變化，但我的名字都排在第一名，始終未變。 但不知怎么搞的，數次呈報給縣委組織部考察的人員名單，經過他們的考察后，組織部總是對個別人持有異議。于是，名單在不斷的調整之中。這樣一拖，就拖了七八個月都沒有個頭緒。大家都不耐煩了。幾個領導發牢騷說，“我們要的人，他們不給；不要的，他們偏要塞進來。” 正在這個關鍵時刻，醫藥公司陳書記來到紀委找我，他苦著臉說，“小陳，你不在單位一晃就兩年了，人秘股都要癱瘓了，你要諒解我的苦衷，回單位去協助我主持工作。”見到書記這樣講，因為調動的事久拖不決，我也感到難為情。 陳書記是淮安人，曾經做過新四軍鹽阜報社的記者與編輯，也擔任過縣銀行的負責人。當時，他可是個少見的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他文質彬彬，手不釋卷，對員工和風細雨，我與他在思想上有很多共鳴。他對我非常偏愛，像父親一樣關心我，培養我，當初紀委要我時，他就瞞著我，不讓我走。 雖然我非常了解公司的情況，畢竟我在那上了半年班，但沒有立即表示回去。陳書記他便又去找徐副書記，請求紀委領導支持他的工作，讓小陳回去。 徐書記則對我說，“馬上就要為大家辦理調動手續了，你再堅持堅持，等一下吧。”領導們這樣的態度，讓我我左右為難，欲罷不能。 幾天后，陳書記又上我宿舍里來勸我回來，我想，算了吧。于是，就對紀委的幾個領導表示先回去。臨別時，程、徐二位副書記都握著我的手久久不放，他們連連嘆息，為我感到惋惜。 我回公司不久，商業局在醫藥公司進行改革試點工作，要求職工推選一名“民選副經理”。全公司90多名干部職工投票，我竟然得了86票，獨占鰲頭。然而，局里并沒有讓我擔任這個職務。 后來，聽說，有人擔心“讓我做了副經理，便就會倒向陳書記”。真是莫名其妙。我又不是為陳書記工作。但是，想想此話也不無道理。隨他去吧。我也不稀罕。 于是，我又再次申請去學習了。這一次來到了就在家門口的大豐電大。同學有吳家強、周建、董小平、朱建中等。吳家強后來擔任大豐政府常務副市長、大豐人大副主任等職，周健擔任大豐司法局副局長，董小平擔任建湖縣委宣傳部部長、鹽城市臺僑聯主任等職。 幾年后，在鼓勵“五大生”去基層工作的政策激勵下，1991年9月，我來到了當年李股長安排我去的五星人民公社，即，現在的裕華鎮。 當走進在裕華鎮政府的大門口時，我不禁感嘆道：“哎呀，我遲來了十年。”枉費了李股長的一片苦心，辜負了他的培養，真的對不起他老人家。 裕華鎮距離縣城15里，是啟海移民的聚集地，棉花、大蒜等經濟作物十分發達，是個典型的農業鄉鎮。農民對辦工業興趣不大。當年，在大豐29個鄉鎮中，鄉鎮工業起步早，辦得好的有西團、白駒、劉莊、新豐、三龍等鄉鎮，這些鄉鎮已經成為鄉鎮工業的“排頭兵”，裕華鎮與他們相比差了一大截，就是與南面接壤的南陽鎮、通商鎮相比，也面臨著掉隊的危險。 有道是，無農不穩，無工不富。而且，縣里對興辦鄉鎮和村辦工業是有“硬性指標”的，大辦工業是當時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 鎮黨委黃書記感到形勢十分嚴峻，壓力山大，不容樂觀。他決心盡快甩掉“工業落后的帽子”，為裕華人民爭得榮譽。 他與鎮“一班人”到處奔波，想方設法引進人才，尋找項目。他看到許多“五大生”都跑到西團、新豐去了，新豐鎮一下子就集聚了近20多個“五大生”。他再也坐不住了，便主動與縣人事局聯系，在裕華鎮政府內召開了“五大生”座談會，介紹裕華的情況，熱情歡迎“五大生”來裕華工作。 在他的感召下，裕華鎮也陸續來了15個“五大生”。主要有陳望源、楊有明、孫伯龍、朱建明、陳亦龍、陸海濱、梅炎等人，后來他們都相繼走上鄉鎮和縣區領導崗位，或去了骨干企業任職。 工業副鎮長李國華經常調侃地說：“嗬，我是個高中生，但手下有這么多大學生，人才濟濟，裕華有希望了！”引得黃書記開懷大笑。李國華后來擔任大豐統戰部部長、灘涂局長等職。 尋找項目很快就有了眉目，他們與儀征化纖和國家華能總公司掛上了鉤，一舉解決了資金和技術問題，決定新上年產60萬噸滌綸長絲項目，總投資400余萬元。這樣的“大手筆”，在裕華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在全縣鄉鎮中新上馬的項目中也是個“大塊頭”，引人矚目。 為此，裕華鎮成立了項目指揮部，舉全鎮之力向前推進。鎮黨委、政府從鎮工辦和鎮辦企業中抽調了迮錦勇、宋建明、茅衛東等一批干部，并大膽啟用“五大生”，組成了一個強有力的班子。夏繼永作為項目總指揮副李國華鎮長的助手具體負責具體籌建工作。 我為辦公室主任，負責文字、人事、招工和培訓等工作；電大建筑班畢業的徐鋒負責基建；機械班的孫伯龍負責設備。還有從無線電廠、飛輪廠等單位來的一批“五大生”：梅炎、朱建明、陳亦龍、陸海濱等幾個人負責生產、技術、質量、供銷等業務。此外，還從海門引進了一個工程師老龔同志。 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奮斗，項目建成投產成功，大家揚眉吐氣，一舉甩掉了鄉辦工業落后的“帽子”。 根據縣人事局的規定，支鄉的“五大生”要沉到企業去工作。所以，“五大生”統統都擔任了企業的副職，我掛鉤服務的企業是“裕華鎮福利廠”。該廠為江陰青陽一家人造革廠配套生產襯里布。 那時，廠長宋丕林才40出頭，年富力強，精明能干，十分低調，特別具有勤儉節約艱苦創業的精神，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從他身上我學到了很多。他一見到我就十分熱情的說：“陳廠長，我們是個小廠，條件很差，委屈你了！襯里布附加值很低，沒有前途，不能再生產了，必須要有新的增長點，你來得正好，我正在尋找新項目，你與我一起去蘇南考察去。” 其實，他高抬我了。對紡織行業我是一竅不通，是個地地道道的“門外漢”。短短幾個月里，我跟著他跑遍了江陰、常熟、昆山、太倉、張家港等地的許多鄉辦企業，大開了眼界。經過長達一年多的考察論證，多次會辦研究決定，大家形成了共識，還是在紡織面料上做文章，最終選擇了“天鵝絨”項目。當時，這個產品十分搶手，附加值很高。 在宋廠長的指導下，認真研究了生產技術、工藝、設備、市場，效益等各個環節，并對產品生產成本進行了反復核算，由我編寫了《年產60萬米天鵝絨項目可行性報告》，上報縣鄉鎮企業局和計經委審批。 在宋廠長的精心安排，多方籌劃下，謀求了一筆資金，首先購置了一臺德國進口的“大圓盤機”，僅那把“平整”天鵝絨面料的德國產的刀具就價值150萬元。 在安裝試車的時候，不小心被上海來的師傅弄壞了個“豁口”，宋廠長心痛了一天多沒有吃飯。幾天后，終于試車成功，產品出來了，宋廠長方才流露出喜悅的笑容。他和廠里“一班人”辛勤的汗水沒有白流，生產的產品暢銷國內外市場。 短短幾年后，企業發展成億元規模，成立了“蘇鹿集團”。在九十年代末，企業改制時成功兼并了“裕華合成纖維廠”。 這里特別要提一下的是，裕華鎮的人文環境非常好，對于鎮黨委和政府放手任用“五大生”比較支持，夏繼永被任為工辦主任，陳望源和我為副主任，后來，我還到政府辦公室做了負責人，徐鋒在那里整整工作了12年，陳望源則直至鄉鎮撤并，工作到退休。 而我由于另有任用，兩年多后就離開了那里。雖然時間短暫，至今，我仍然時常想起當年在一起工作的“五大生”伙伴，想起裕華鎮的許多領導和企業家們，他們平實的工作作風、忠厚為人的風范、艱苦創業的事跡深深地激勵著我們一路前行。 +10我喜歡
初嘗龍舌蘭酒 作者|麥燕飛 旅居西班牙瓦倫西亞沿海小鎮甘迪亞期間，接待我的房東，一個操俄語的烏克蘭人，有天與我分享他的最愛——口感極佳的有機德國啤酒。我好像曾經問過房東是否黑啤，又補充說德國和比利時的啤酒也好，憑借我僅有的喝啤酒的經驗。我深深地知道，當我這么說的時候，不過也是為了打開話題而已。后來不知怎的，話題卻轉移到我從未試過的，龍舌蘭酒（Tequila）。 后來我與西班牙一位朋友聊起那次喝龍舌蘭酒的經歷，西班牙朋友說，是的，先用舌頭舔鹽粒，接著喝 Tequila， 之后再咬一檸檬片。記得房東推薦的下酒物卻是芝士伴檸檬片，而非舔鹽。聽我說來，朋友有點驚訝，但不否定這種喝法或會更好。Tequila采用龍舌蘭草的汁液提煉而成，屬于蒸餾酒，譯成“龍舌蘭酒”似乎就要帶出它的精粹，然而伸出舌頭輕點鹽粒，盡管在我看來是一種性感而撩人的喝酒方式，卻絲毫不帶有不雅或情色成分。此酒之名，時刻提醒著酒客出動舌頭接觸下酒物，才能品嘗到龍舌蘭酒的幽深。 Tequila， 在西班牙，又指 Cazalla一個酒類。這款墨西哥產的酒，房東始終沒有透露更多他建議的飲法的來源。他是一個關注健康不愛喝酒的人。有天打開廚房墻角的一小儲物室，內藏來自俄羅斯的伏特加，烏克蘭的酒還有不知是何方神圣的威士忌，取出酒來觀摩了一番又放回去。他的最愛始終是放在冰箱的有機德國啤酒，如此溫柔而不具殺傷力，對于好酒人士而言幾乎不含酒精的酒類。來自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酒，或者深化了流落異鄉的游子對身份與民族的認同，起著安慰落地生根的愁思。猶記起留學奧斯陸期間，購自北京的一小樽二鍋頭被我帶了過去，名義上是在日常飲食上抵御寒冷，事實上也是對異鄉讀書生涯的撫慰。因為，曾經與宋莊的朋友把酒言歡觥籌交錯的美好片段依舊存在腦海某一角。 第一次飲龍舌蘭酒，三口進去，依然嘗不出酒的個性，卻很喜歡。嗅覺是一種不能騙人的東西，某些事物散發獨特的氣息，只能夠讓你獨自一個人體會得到，換作別人，會是完全不同的味道。Tequila 聞起來挺刺鼻的，氣息觸及到眼睛或者會引起不適，卻沒有傷害喉嚨之意。 假如以舌舔鹽并以檸檬片作為品酒之終結并不足以突顯其個性，那么，或者可以說，龍舌蘭的個性所在，是要讓人費盡一番思量之后卻不一定要有所獲的過程。其好處在于，已經貫穿喉舌，落到肚腸，卻絲毫沒有引起不良反應。當然，前提是酒量不多。鹽粒與檸檬片或芝士作為伴酒之物，與酒水起著偷換概念的效果，當你輕咬檸檬的時候，主角已經退出舞臺，余音裊裊者是斯人喝酒的微醺。 喜歡 Tequila， 無疑更喜歡喝酒時糾結的細枝末葉，哪一種鹽更好，怎樣切割的芝士最合適，咬檸檬片，如何可以再考究？大部分酒類講究與主菜搭配，菜量龐雜，龍舌蘭酒配的仍然是檸檬片芝士之類，可想龍舌蘭酒之獨特，是對佐料講究到細微之處，佐酒方式自成一格。就如西班牙朋友和俄房東建議的兩種做法，讓你在細微之間選擇，你才覺得它特別。到最后，如何品酒成為一個人的喜好和取舍。 俗語說，酒不醉人人自醉，我們每個人的心里，都住著一個讓我們沉醉的Tequila。 +10我喜歡
一天，“花媳婦”扯著七星瓢蟲來到農夫面前。它抖開自已紅褐色的鞘翅，指著上面的二十八個黑點，理直氣壯地說: “先生，請您仔細看一看，它的鞘翅上只有小小的七個黑點，而我有二十八顆星，足足是它的四倍;它又瘦又小，而我豐滿圓潤。您說哪一個漂亮呢?!” 農夫笑了笑:“當然是你，花媳婦嘛!” 這下兒，“花媳婦”可就大動肝火了:“那你們為什么一個勁兒地要消滅我，獨獨保護它這個丑東西，難道美丑不分嗎?!” 農夫坦率地告訴它:“不，我們分得很清楚。只不過，我們所說的美是維護農家，所說的丑是危害田園。你強調的是外表，而我們注重的是品質!” +10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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